直播有风险，网红需谨慎！

       互联网文化的去中心化特征在网络直播领域可谓表现的淋漓尽致，形形色色的草根群众都有机会一夜之间成为网红，还赚的盆满钵满。

       美国著名的网络文化观察者凯文·凯利预言，注意力经济的时代，金钱将跟随注意力。这一点在中国似乎比他想象得来得更快。数据显示，2015年中国视频直播平台接近200家，网络直播平台用户已达两亿。与直播息息相关的“网红产业”2016年产值预计接近580亿元，远超2015年中国电影440亿元的票房，显示了网络直播强劲的吸金能力。

        最近文化部公布了对一批网络表演平台的查处结果，26个网络表演平台被查处，16881名违规网络表演者被处理。这两年直播平台的快速发展引来资本疯狂，各类直播平台正成为投资“风口”，但与此同时，网络直播中的色情、暴力、侵权等问题也随之凸显。

　　从当下市场所呈现的复杂景观来看，网络直播的前景和风险的确同样巨大，跻身这个行业，真正关心这个行业发展的人，应该都希望看到进一步的规范。问题在于，监管如何实现精准，既直接应对了网络直播中的种种问题，又不会扼杀一个新行业的活力。

　　从监管的角度看，网络直播远超传统的媒体平台，这是由其运营特征决定的。网络直播最显著的特征有两点，一是“人人都可以做主播”，入行的门槛极低，人员数量庞杂；二是直播的实时性，画面内容易逝，除非有人截屏或录像，否则不会留下“证据”。这两点也就决定了监管确实存在难度。不要说有些平台在发展初期，可能或明或隐地鼓励色情、暴力等内容，即便平台想认真监管，面对庞大的主播群体，也存在相当的不可控性。

　　但这些不可控的特性，也正是网络直播的魅力所在，所以对那些问题的监管，应尽可能避免伤及网络直播的发展。现在有人建议抬高主播门槛，比如给符合条件的主播发牌照，没有牌照的就不能从事网络直播。显然，这是把网络主播当做传统的媒体来管理，这种做法虽然可能大大减少灰色内容，但可能也会扼杀这个欣欣向荣的新行业。

　　监管网络直播，需要监管新思路。相比传统媒体平台，网络直播的重要变化是“分权”，把谁来播、播什么、怎么播的权力都交给网友，从而催生更多虽然粗糙但很有吸引力的多元化内容。相应的，监管也需要“分权”的思路，监管部门不要想着通过“发牌照”等传统方式，把前置审查的权力都揽到自己身上，而是要通过明确规则，把监督的权力分出去，让其他网友或者权益受损的群体去举报、去维权。

　　只要规则清晰，传播色情、暴力、侵权等问题各要承担什么责任是明确的，那么主播也好、直播平台也好，自然会主动规范自己的言行。平台发展得越好，主播的收益越高，他们反而会越谨慎，不敢去冒违法的风险，因为试错的成本太高。一些专家建议的主播“黑名单”制度，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。规则明确后的事后追惩，威慑力并不小于事先核查监管，而且监管成本可能更低。

　　面对直播平台的乱象，如果总想着短期怎么增加监管力量、怎么巡查监控，可能事倍功半，所以当下重要的是，针对直播平台出现的问题，进行充分的案例分析和研判，进而出台有约束力的行业规范或者法律法规。这才是保障网络直播行业健康发展的治本方案。